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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婚:17岁配偶:钱皇后

  初婚:17岁配偶:钱皇后
  初婚:17岁配偶:徐皇后
  初婚:18岁配偶:周皇后
  初婚:20岁配偶:胡皇后,孙皇后
  初婚:21岁配偶:郭皇后
  初婚:25岁配偶:马皇后
  初战告捷。洪武十三年(1380),朱棣就藩北平,此后直到南京称帝,他在这里度过了23年的时光。这段时间对朱棣非常重要,他由一个年轻的藩王逐渐成熟起来,逐渐在众藩王中崭露头角,成为众藩之首,并最终登临大位。洪武二十三年(1390)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,使他树立了威名,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。
 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。所以,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。冯保在宫中,被皇帝称作”伴伴”、”大伴”。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。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,看到冯保来了,就正襟危坐,说:”大伴来了。”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,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。因此,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。实际上,正因为内有冯保,外有张居正,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。大臣与宦官勾结,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,但是,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,对于整个国家来说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  慈圣太后的过问,应当说遏止了神宗立皇三子为太子的意图。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,本就是侍奉太后的宫女,生下了皇长子后,更受太后的疼爱。一天,神宗去见太大高玄殿习礼亭后。太后问:”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(宫中呼太子为长哥),如何打发他?”神宗道:”他是都人(宫中呼宫人为都人)的儿子。”太后怒道:”你也是都人的儿子。”慈圣太后,本来也只是一名宫女,后来进了裕王府,才生下了朱翊钧。这一说,多少让神宗有所感悟。在另一方面,恭妃王氏对皇长子的约束甚严。从出生到十多岁,皇长子都是随母亲一同起居的。所以,当万历二十二年(1594)郑贵妃诬陷皇长子与宫女有染已非童贞之身时,恭妃王氏恸哭,说:”十三年与我儿同起居,正为此也,果有今日。”因此,朱常洛在未立太子之前,始终行动循规蹈矩。另据文秉《先拔志始》记载,神宗曾经与郑贵妃一同去紫禁城西北角的大高元殿行香。其间郑贵妃要万历皇帝立下誓约–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,并将誓约藏于一个玉盒之中,交付郑贵妃保管。后来,神宗改变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,命人去郑贵妃处取回玉盒。玉盒表面如故,揭开一看,誓约上所写的誓文腐蚀殆尽,只余一张白纸。这让神宗感到非常害怕,从此也就决意立朱常洛为太子了。其间,三王并封、皇太子出阁讲学等事情,神宗与朝臣之间有过不少的争议和冲突。但是,一切的局势倒还是向有利于朱常洛的方向发展。
  此处”先太后”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,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。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,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,显然不合。洪武二十二年,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,故燕王即使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。所以,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。那么,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?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,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,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。特别是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,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,更恐难以服众。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,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。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,是不足为怪的。
  从16岁始,世宗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,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。从嘉靖二年(1523)起,世宗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。第一个诱引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,可能是太监崔文。在四月份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:”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,请圣驾拜奏青词,是以左道惑陛下,请火其书,斥其人。”闰四月,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:”斋醮祈祷必须预绝,其端不可轻信”,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,虚诞诬罔。但是,世宗浑然不以为意。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,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”宫寝限制、进御有时”、”亲幸有节”,要节制女色。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,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,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。所以,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。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,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,也与道教有关。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,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(jī)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。概括地说,世宗的信道活动中,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。一个是邵元节,一个是陶仲文。世宗所宠幸的道士中,唯二人恩宠日隆,始终不替。
  从洪武十八年(1385)开始,朱元璋亲自制定、颁布《大诰》、《大诰续编》、《大诰三编》和《大诰武臣》,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、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。四编大诰共236条,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,而且极其严厉,共罗列有凌迟、枭首太祖谥册、夷族等惩罚,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。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,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”赂遗权要”、”蠹政厉民”的腐败风气,日趋清明。他实行”以猛治国”的政策,虽然杀戮过重,但确实整饬了吏治,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,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。
  从皇长孙到皇帝的角色转换,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,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,尤其是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、几乎是文盲的懵懂少年来说,实在有点勉为其难。然而,泰昌元年(1620)九月初一日,少年朱由校就面临这样的角色转换。早在万历年间,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神宗所喜,这个皇孙自然也常在神宗的视野以外。直到神宗临死,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,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。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,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,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。这一年,朱由校已经16岁,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少年了,但文化水平还比不上如今八九岁的小学生。他像一个木偶般被养母李选侍和一帮大臣抢来抢去,最后在5天之后变成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君主。他名义上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7年,但是实际上只是他信任的一个太监在掌控着政治权力。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他的女人们和孩子–还好,他总算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妻子和弟弟。在他统治期间,宦官专权达到了极限。整整7年中,他的心智似乎一直没大明皇帝之宝(白石)大明天子之宝(白石)有成熟,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肤浅。他喜欢在宫中做他喜欢做的事情,比如说做木工,或者斗蟋蟀。据说,在建造房屋与木工、油漆工艺方面,熹宗朱由校的水平很高,”巧匠不能及”。他将他的所有心智,都放在自己的玩乐中去了。也正因此,魏忠贤才有可能在天启一朝中专权。魏忠贤的专权,其实不过是代皇帝专权。每次熹宗玩兴正酣的时候,王体乾和魏忠贤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,最后博得熹宗一句话:”你们用心去行吧,我已知道了。”实际上,除玩乐之外,他不关心别人,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。在他的人生中,也许只有四个人最重要,即太监魏忠贤、乳母客氏、皇后张嫣和信王朱由检。
 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,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。内阁大学士们、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,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。世宗这时刚刚即位,羽翼尚未丰满,还不敢过分地专制。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。就在正德十六年(1521)的十月,礼部尚书毛澄、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,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,还只能温旨挽留。但是,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,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。该月,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。但是,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,下诏用”母后仪驾”,由大明门入。整体看来,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,是一种博弈。双方相互妥协、要求,试探对方的底线。有时,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。正德十六年(1521)的十一月,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:”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,但是,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,罔极之思亦无方。可承朕命以表衷肠,慎无再拒,勉顺施行。”意思说,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,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。在当时,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,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”叔父”。嘉靖元年(1522)三月,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
  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的萨尔浒之战后,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,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。幸好宁远一战,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,暂时使辽东战局在天启六年出现转机。但是,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。思宗即位,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,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。天启七年(1627)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。次年元月,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,兼督登莱天津军务,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。然而仅仅3年过后,崇祯三年(1630)三月十六日的下午,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,然后传首边关示众。这可说是思宗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。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,有过许多的解释,例如袁崇焕”五年平辽”的夸夸其谈、擅杀毛文龙、党争的后遗症、皇太极的反间计,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要原因。但是,杀袁崇焕的决定,毕竟是由思宗亲自做出,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执行,更可怕的是实行非常残忍的凌迟之刑。对比3年前的平台召见、君臣面晤、赐尚方宝剑,已是天壤之别。其间变化,固不能没有思宗的心理因素。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,若不是思宗素来多疑,皇太极的反间计也未必能成功。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,阎崇年先生在其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中曾经细述过,无非是效仿《三国演义》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,让俘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得”袁经略有密约”的对谈,再纵杨某逃跑。杨某一回京城向思宗汇报,自然袁崇焕便麻烦了。况且,此事又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之时。
  从西北回来后,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。这次南巡,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;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宁王的反叛。正德十四年,宁王叛乱。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。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,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。武宗似乎已无南下的必要,但他王守仁像
  从以上所述,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。而同时,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,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,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。
 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。朱常洛即位以后,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,兼掌御药房。朱常洛患病后,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”通利药”,即大黄。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,泻火解毒,相当于泻药。所以,接下来的一昼夜,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,身体极度虚弱,处于衰竭状态。后来,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,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。给事中杨涟说:”贼臣崔文升不知医……妄为尝试;如其知医,则医家有余者泄之,不足者补之。皇上哀毁之余,一日万几,于法正宜清补,文升反投相伐之剂。”杨涟认为,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,应当进补,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,其心叵测。当时,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、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,遍谒朝中大臣,哭诉宫禁凶危之状:”崔文升药,故也,非误也!”八月二十二日,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,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。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,说:”国家事重,卿等尽心。朕自加意调理。”之后,朱常洛下令,将崔文升逐出皇宫。八月二十九日,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。太监们不敢做主,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。方从哲说:”彼称仙丹,便不敢信。”接着,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。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,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,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。在安排好一切之后,朱常洛问:”有鸿胪寺官进药,何在?”方从哲说: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,臣等未敢轻信。”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,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命李可灼入宫献药。到中午时分,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,让皇帝服用。朱常洛服完红丸后,感觉还好,让内侍传话说:”圣体用药后,暖润舒畅,思进饮膳。”傍晚,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。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,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。于是,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。服后,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,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然而,次日(九月初一)五更,朱常洛便死去。于是,廷臣纷纷议论,指定李可灼、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,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。不过,平心而论,方从哲、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,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,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。后来,内阁大学士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,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。红丸,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,是用妇人经水、秋石、人乳、辰砂调制而成,性热,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。本就虚弱的朱常洛,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,岂能不暴毙而亡!
  大破宋忠宋忠将兵3万,驻军开平,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。燕王举事后,宋忠未敢贸然进军,而是移军怀来。朱棣控制了北京城,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,攻取蓟州。居庸关被朱棣攻破,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。宋忠为调动士气,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。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,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。原燕王府守卫看长陵神功圣德碑到家人没有死,恼怒宋忠欺骗他们,就临阵倒戈。宋忠顿时阵脚大乱,燕王趁机麾军过河,直扑过来。宋忠由是大败,逃回城内,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内。
  大权独揽: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
  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(1450)–七年(1456)
  但是,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,还是甘露、丹药、房中术,都没能强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体。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,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。嘉靖四十四年始,世宗就开始重病,次年十月,寿终正寝。此时,距邵元节死27年,距陶仲文死6年。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,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?也许,世宗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”真君”或是”仙翁”呢!
  但是,朱厚■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,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。所以,嘉靖元年(1522)十二月十一日,皇帝传谕:”兴献帝、后皆加称皇字。”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”兴献皇帝”,称兴献太后为”兴国皇太后”。但是,毛澄等人坚持”兴献帝不宜加皇号”,抗疏力争。朱厚■派太监去见毛澄,向毛澄长跪叩头。毛澄吓了一跳。太监说:”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圣上说:’人谁没有父母,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?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!'”毛澄愤然说:”老臣虽糊涂,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,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!”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。事情到嘉靖三年(1524)正月,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,称兴献帝为皇考。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■继嗣孝宗的说法,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。从而,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。事情到嘉靖三年(1524)的三月,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: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”
  但是除朱棣外,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,又有着不同的解释。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、秦王、晋王、燕王、周王。朱棣在夺取皇位后,马上让人编了一部叫《奉天靖难记》的书,为自己篡夺皇位辩解。该书开卷就标榜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:”今上皇帝(指成祖朱棣),太祖高皇帝第四子。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:长懿文太子,次秦王,次晋王,次今上皇帝,次周王也。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,周王,懿文太子、秦王、晋王都不是马皇后亲生。其实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,《太祖实录》为成祖朱棣所修(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,曾两次改修《太祖实录》,删减篡改之处甚多),《太宗实录》为宣宗所修北京觉生寺永乐大钟,其中自然也有粉饰的成分,当然宣称朱棣为马皇后的嫡子。
  但是在迎接朝见英宗的礼仪上,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。景帝认为仪礼过重,应该从简。大臣提出异议。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。见面之时,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、肃宗禅让之礼,英宗、景帝之间禅让。随后,英宗被送入南宫,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。7年间,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。名为太上皇,实为囚徒。英宗被幽禁在南宫期间,景帝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,防止英宗复位,做了两件事。
  当时的情况对燕王十分不利,如果强攻,损失过大,所以只能智取。朱能献策,擒贼先擒王,抓住张■、谢贵,其他人就好办了。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,命人埋伏在端礼门两侧,然后派人请张、谢前来。张、谢怀疑有诈,不肯前往燕王府。朱棣又命人拿着朝廷要抓捕官属的名单前去,这样二人才相信。在燕王府,张、谢的随从被拦截在大门外。朱棣拄着拐杖坐着,设宴行酒。他拿起一块西瓜,放在嘴边,欲尝又止,对二人说:”现在平民百姓,兄弟宗族之间,还知道相互体恤。我身为天子近亲,却朝不保夕。既然这样,天下还有什么做不得呢?”说完,愤怒地将西瓜摔到地上。埋伏的勇士听到暗号,一拥而上,将张■、谢贵擒获。随后,朱棣命朱能、张玉等人迅速击败了城内的守军,控制了北平。
  当时的形势依然严峻。张士诚以平江(今江苏苏州)为中心,发展势力。在以”布袋和尚”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,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。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相貌好,并没有才干,不久陈友谅控制了这支队伍。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,尊韩林儿为小明王,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,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方国珍割据温州、台州等处。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,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。
  当时人王■的著作《寓圃杂记》里有更加详细的记载:
  到燕台驿,进见燕府。先诣典仪所。所官入启,以是日先太后忌日,不受礼。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。七月十五日也。
  对建文帝出亡谜案的解释、传说、附会决不是上面列出的几种,有许多凄美的故事在许多书籍、口头上流传开来,而且也必将流传下去。当然,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,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,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。
  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之下的明代大夫们来说,皇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象征。皇太子是预备的君主,是国家的根本,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(jìyú)。我们应该还记得,宪宗在儿子朱祐樘6岁的时候就将儿子册立为太子;武宗因为没有儿子,所以就接连出现宗室亲王图谋皇位的叛乱;世宗不立裕王朱载■为太子,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就始终有着夺嫡的幻想。因此,从万历十四年(1586)起,大臣们与神宗就册立皇太子一事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。许多大臣被生气的神宗罢黜,但是,册立皇太子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,直到万历二十九年(1601)皇太子正式册立为止。
  对于燕王自投罗网,户部侍郎卓敬劝说建文帝将燕王徙封南昌。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,然而建文帝优柔寡断,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,几天后将燕王放归北平。朱棣的这次自投罗网,体现了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成熟和胆色,收到了奇效。五个月后,一切准备妥当的朱棣毅然以八百骑兵举事。
  对于一般的言官,思宗也总是非常严峻。崇祯元年十一月,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。当然,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,并不明指谁人贪污,谁人受贿。但是,思宗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,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。韩一良知道一旦指名道姓,就是得罪人的事情,所以只说是”风闻”。思宗大怒:”难道一人不知,遽有此疏?限五日内指名来。”按思宗的意思,既然言官忠心为国,就要敢于破除情面。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。但是,思宗再对韩一良疏中”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”纠缠不休,要韩一良说出500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。这时,韩一良再不肯说。于是,韩一良被革职为民。仅仅数月之间,从表彰到革职,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。在晚明社会中,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。相互间送书帕(书仪)是极正常的事。思宗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,却又着意在惩罚官员,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,不敢再说真话了。崇祯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,也充分体现了思宗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。这一年的闰四月,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。内阁大学士韩■、李标、钱龙锡都说:”此从来陋规,望皇上宽处,后边人敢说。”但是,最终思宗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、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,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传说思宗自缢处承担责任。这也反映思宗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,而这样的行为,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,最好是噤口不言。
  多久,因为英勇机敏,就被提升为九夫长,并被郭子兴赏识,将养女马氏嫁给他,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。当彭大、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,鸠占鹊巢,矛盾加剧,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,郭子兴的部将,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,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。正是朱元璋从前线赶回来,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,夜访彭大,陈说利害关系,劝说彭大出兵,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,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。这种临危不乱、果敢机智的素质,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,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。后来,不断壮大的朱元璋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,逐渐被排挤,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。不过,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朱元璋不算什么,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。不久,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,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助他谋划统筹。在郭子兴病逝后,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。短短3年间,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。
  多疑:杀袁崇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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