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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梅兰芳》采访:严歌苓和陈凯歌

……清,虽然说他爷爷是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,也是有腰牌的,动不动能进宫里面去,但实际上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。另外一个是心理上的,四岁爹就死了,过继给他大伯,到十四岁他母亲又去世了,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孤儿。清有一规矩,帕人聚众闹事,戏园子基本上都集中在南城,除了丹桂在东安市场之外,广德楼、广和楼全部都在南城。南城是当时所谓九省通衢的地方,全都是大的商号,所有的外地人员都从南面丰台进京,所以那就成了吃喝玩乐的娱乐中心,但南城一带的戏园子是不许晚上开业的,一是照明条件不好,另外怕聚众闹事,都是下午就把戏唱完了,晚上陪酒。肥水不流外人田,所以好些个梨园行里的人都自家办这么一个私寓,这就是招待贵客的,安徵的盐商,山西的票号掌柜、煤商等等。冯耿光虽然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,但都是跟梅在那样的场合里边认识。梅小时候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,是在这样一个五方杂陈,藏污纳垢的环境中间长大的,所以宋人说出淤泥而不染还真有道理。

在梅的出身上你就能够看出,他是有巨大反差的,一方面是被社会完全看不起,“贫”大家容易理解,什么是“贱”?我给你举个例子,要采访一个梨园行里的人,梨园行的人说,电视采访没问题,那这电钱谁出?你们家不有电吗?用我们家电那免谈。您能用多少电?

这就叫“贱一方面是出身低微,另一方面是有宫廷的荣耀,梅巧玲也是时不时进宫的,但他在民间,有时是半裸着唱戏,我们称之为粉戏。这些事情,都在梅兰芳幼年成长过程中,留下了很深的印记。

那梨园行里的老人跟我说,谁三十了还坐人膝盖头呢。有没有人请梅先生坐,有,但梅先生是不坐的,梅先生一辈子没做过膝盖头!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惶恐、脆弱,状同年轻女子的男旦。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,为了抢他,两个班主打起来,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。梅党赴美之前,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,梅先生没回嘴。

那个时代,是中国人真正、透彻地喘出了一口气,没有皇上了,我们可以当家做主了。蒋冯阎大战最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坐下来还谈,虽然军阀混战,但它有模有样地产生了文化上的宝贝。那是京剧最兴盛的时代,中国人的喜怒哀乐,情感、壮志、爱恨情仇都在京剧里头,梅是在这么一个气氛中间,突然亮丽地跳脱而出。

■严歌苓:梅这个人一生似乎就是个戏剧轴,围绕他发生的全是戏剧,所有的历史大事件就更不用说了。他是一个把中国上上下下—上到袁世凯、蔡元培、胡适,下到贩夫走卒,三教九流都能融到他戏台下来,变成民族缩影的角色。他在台上变革京剧,中国在他的台下经历社会变革,从最开始观众都是男人到女人可以到公共场合看戏,以后一切的变化,似乎就是他几出戏的功夫。他的一生太丰富了,关系到的人也都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人物,随便学几画,老师就都是中国的顶级大师。

把这么丰富的人生,写进两个小时长度的电影,的确有很大的困难来做取舍。怎样取舍,也取决于作者本人对梅的态度,我本人觉得梅很了不起,所以就是正面去写他的。假如换成鲁迅那样的态度,梅同样的一生可能会被写成另一个样。写作过程中,我在国外,凯歌不用E-mai(笑),所以常常把和梅葆玖先生谈话的内容写成信,传真给我,梅葆玖先生还是很支持这个戏的,剧本里写出外行话来,他就会给指出。

■陈凯歌:我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,葆玖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艺术家,他集合起这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,深深地理解他父亲是在什么环境中间求存挣扎,开花结果的,他让我可以把梅作为一个普通人放到更大的背景中间去加以观察,而不是对他求全责备,比如说前些日子我看见哪个媒体上说“啊,梅是没给日本人唱戏,但有天谁家请客,来俩汉奸,他也坐下就吃了。”那你要求他怎么样?站起来就走,他是文天祥吗?

不能老要求他“惶恐滩头说惶恐,零丁洋里叹零丁。”他是生活在一个常态里的人,有他的弱点,有他内心的痛苦,有他的孤单,但同时又有一个决断和勇气。

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忍”字,他的真实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础上。因为地位没保障,梨园行首先要自保。他也可以一掷千金,堂会赚钱最多的就是梅先生,因为有两个豪客在底,一个叫张宗昌,这是山东军阀,一个叫张作霖,是东北军阀,两人码价,最高码到一次堂会六千块大洋,那能买四个四合院。

梅先生一九五零年从上海回到北京,那时候没有网络,蹬三轮的就是网络,说马连良马先生来了,裘盛戎裘先生来了,今谁回来呀?这脑子一转就,梅先生!在前门火车站聚集了六万迎接他的人,北京那时候才七十万人口。他是一个天真的艺人,他哪懂政治,齐如山跟他说,“畹华,上合湾吧”,他只淡濙地说了一句说“那座儿(观众)少吧”,他就惦记着唱戏呢(大笑),你说说,他就为这个留下了,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平常的人。

但是他却又有不平常之处,两位名角是比较决绝抗日的,一个是梅兰芳,八年不唱蓄须明志,黑木大将攻陷香港之后把他请去了,他跟黑木怎么说,“岁数大了,唱的也不好听,我就不唱”。还有一位,可以说是梅一生的竞争者,伙伴,尊他为老师的程砚秋,卢沟桥种地一种种七年。还有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,就是当时日本人曾经跟梅说过,你可以去中国后方,我们网开一面你去重庆,你别在这待着,“我不去”,我不能够把他说成他想起一个砥柱中流的作用,他没那么伟大,但是他确乎留下历史上的谜—他没有离开日本占领区,但他也不唱

■严歌苓:四九年之后,梅的客观情况也不容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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